从全国老工业基地,到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的“童话蜕变”,重庆只用了短短3年。
今年上半年,重庆生产电脑818万台,其中笔记本电脑728.7万台,同比增长111.3倍,产能快速释放带动通信电子行业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2.4倍,净增产值192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净增量的16.6%。预计到2015年,重庆笔记本“整机+配套”产值将占当时工业总产值的近1/4;全球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是“重庆造”。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半年工作会上,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就重庆工业转型升级主题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反响。工信部部长苗圩在总结会上脱稿介绍了重庆加工贸易的“路径图”,并要求总结重庆经验,向全国推广。
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的快速崛起,不仅凸显了自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发展诉求,更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解决沿海内陆发展失衡提供了可实践的途径。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实习生 明爽
逆向思维 重庆实现零突破
2008年10月,金秋北京,重庆收获了建设笔记本电脑基地的“关键战役”——与惠普公司举行重大项目签约仪式,惠普公司将400万台内销笔记本电脑项目布局重庆。
在此之前,中国内陆地区没有生产过一台笔记本电脑。
时任市信产局局长沐华平(现任市经信委主任)回忆说,是“逆向思维”让重庆实现了零的突破。
沐华平总结的“逆向思维”包含三个层面:
改变长期形成的“老工业基地没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发展信息产业”的思维逻辑,以把信息产业打造成第一支柱产业作为远大抱负和战略选择,“杀出一条血路”。
改变长期形成的利用我市具有电子零部件优势来发展信息产业的传统路径依赖,提出以整机带动配套的新思路,力争实现信息产业跨越发展。
改变加工贸易只能是沿海地区的独有“专利”,以“换位思考”的逻辑,找到跨国公司的利益兴趣点,以内需模型为支点带来IT重大项目引进“零“的突破。
“逆向思维”得出的结论是,重庆要引进笔记本项目集群,不能“从小做起”,一定要“大处着眼”,即要从引进全球最大IT企业——惠普公司突破。牵一发才能动全身。
2008年5月,在时任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带领下,重庆“引进惠普电脑生产基地专题工作组”踏上了前往美国硅谷惠普总部的行程。在随后5个多月时间里,双方商务团队以引进内销电脑制造项目为目标,围绕物流、海关、供应链、市场等十几个方面,几百个大大小小的问题,通过几十次电话会议和600多封邮件进行探讨。其中最为艰苦而漫长的一轮谈判,以电话会议的方式进行,开了整整7天时间。
从策划招商到项目落地,重庆只有短短5个月时间,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内陆地区不能造笔记本电脑的宿命——惠普400万台内销笔记本项目的落户成为笔电基地“重庆路径”的最初“脚印”。
2009年8月4日,惠普3600万台笔记本电脑外销项目以及富士康生产基地落户重庆;
2009年12月26日,英业达中国第二生产基地落户重庆;
2010年1月18日,广达中国第三制造基地落户重庆;
2010年12月1日,宏碁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及中国第二营运总部落户重庆;
2011年1月29日,和硕第三产业基地落户重庆;
2011年4月12日,华硕正式入渝;
……
如今,已经落户重庆的全球三大品牌占全球笔电份额的46%;全球前六大代工企业全部落户重庆,他们所生产笔记本电脑产量约占全球份额90%以上;全球最大零部件企业富士康、印刷电路板第一位的翰宇伯德、键盘第一位的群光、电池封装第一位的新普等300家零部件企业已经签约重庆。
“事实上,重庆在引进笔记本项目的最初就不单单只考虑到生产制造环节。”沐华平说,在整个笔电产业体系中,传统加工贸易环节只有3%的利润率,研发环节的利润率有12%左右,而结算环节的利润率超过18%。
阶梯数据触发了重庆更大的逆向思维——全流程引进跨国公司的研发、制造和结算环节,根据加权平均,产业的综合利润率将达到9.6%。
如今的重庆,“品牌企业+代工企业+零部件企业”的“3+6+300”笔记本电脑产业体系构架,以及从“研发-制造-离岸结算中心”产业全流程体系已经构成。
今年上半年,重庆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317.76亿元,增幅高达54.4%,其中跨国公司结算中心缴纳税收近30亿元,对税收增长贡献率高达8个百分点。
创新模式 破解世界级难题
“重庆是老工业基地,人才比较集中,我们有能力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3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
这是两年以前,重庆招商团队对惠普的承诺。重庆要发展笔记本电脑产业,必须以创新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
“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垂直整合一体化模式随即浮出水面,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大大降低进项物流成本。
不过,这样只解决了供应链的进项物流问题,企业担心的还有交货期的问题,也就是出项物流。由于大量的低端笔记本电脑产品必须通过海运,才能到达客户产品全球分拨点。对于地处内地的重庆而言,如果到沿海的时间高于两天,就没有办法按时交货。但是,按照当时情况,则需要4天左右。
为此,惠普团队认为,重庆的供应链现状难以满足产品出口需求。
眼看出口项目就要夭折,在铁道部和重庆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团队紧急与铁路部门衔接,一起研究解决方案。经过仔细研究分析,通过调整现有铁路运行线路,提高铁路时速,终于提出了满足惠普要求的创新方案。惠普高层感叹,此前许多专业物流公司以及代工企业给他们提出的方案都是不可能实现2天到沿海。重庆团队不仅提出了2天到沿海的方案,而且提出的以深圳出海代替上海和宁波出海的方案,比原有方案缩短了4天时间,非常了不起!
至此,物流成本和交货期问题这两个关键问题全部解决。2009年8月4日,惠普将重庆生产基地的订单从内销400万台扩大到外销4000万台。
在较早代工生产笔记本电脑的中国沿海,还没有哪一家品牌商宣布建立“基地”,而全球笔电老大惠普一落户就把重庆作为“内销”和“外销”基地。
创新模式取得的成果,让重庆振奋。
按照迁移路径的规律,惠普来了,其代工厂商富士康、广达和英业达极有可能会尾随而至。重庆团队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富士康。
这一次,重庆方面再次抛出了与众不同的谈判思路。时任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回忆说:“我进他(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的会议室不到3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的兴趣激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在重庆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基地。富士康过去做了很多零部件加工,但没有做一台笔记本电脑整机。如果富士康到重庆,将可以获得上千万台的订单,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对富士康和重庆,是一个双赢的大项目。”
这一说法让郭台铭很感兴趣,当即把十几个部室主任和四个副总裁一起叫来参与会谈。原本只有半个小时的见面,最后被延长至三个半小时,合作意向基本敲定。
用惠普的订单来打动代工企业,敲开产业集群之门,这在沿海地区招商中,是从未有过的。因为沿海地区从来就是首先招有实际投资的代工企业,再由代工企业争取订单。
在此基础上,重庆团队又开始规划打造“一区十园七基地”笔记本电脑产业配套体系及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政府与品牌企业、代工企业一道强力推进零部件企业引进。不到3年,300家企业随之跟进。
行政机制 高效配置资源
来的企业不止惠普一家了,对于一个内陆城市,重庆团队又是如何破解大规模出口退税、出项物流成本等难题的呢?
答案是“引凤筑巢”,因需而动。
重庆通过申请建设保税区、综合保税区,成功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企业高效地享受到了出海口城市同样的优质服务和便利政策。
重庆团队多次到上海、宁波、深圳等地,了解港口、通关、国际海运航线等情况,深入铁路局了解铁路客货班列运行情况,经过多方论证最终与惠普、代工厂商确定了重庆(铁路运输)—深圳—(海运)—国外码头这条“战略通道”。
2010年5月,重庆打通铁海联运国际大通道,开通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五定班列”,运抵欧洲比从“长三角”出发还快两天。
同年9月,重庆开通直飞欧洲电子产品国际分拨点的货运航线,比沿海地区采用航空运输快2个小时,且运输距离更近,运费更便宜。与此同时,开通了到美洲、亚洲的货运航线。如今,从重庆飞往全球的货运航班一周就有20班。这在一年前,我市的国际货运航线几乎是零。
但是,重庆团队并不满意现状,一直努力探讨如何突破沿海地区电子产品只有空运和海运的运输方式。在国家铁道部、海关总署等中央各部委大力支持下,重庆团队先后到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就“渝新欧”铁路国际贸易大通道的开通进行了四次面对面国际谈判,同时召开了数十次的国际电话会议,讨论解决方案。通过各方的艰苦努力,2010年10月,“渝新欧”铁路国际贸易大通道国内段进行试运行,经过该线,到德国只要13天,比从中国沿海经满洲里到欧洲快7天。到今天,全线正式运行的班列已经达到4列,进入了正常的轨道。这是令全球电子界非常震动的大事件。
为了使惠普的产品通过波音747-400满载不经停地直达欧洲,重庆团队向市政府提出,必须要将正在开建的机场第二跑道从原有设计的3200米长改成3600米。
市政府拍板:重新改设计,重新做预算!
加工贸易企业还面临人力资源短缺和不稳定的难题。重庆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户籍改革,给农民工提供城市户口,“农民”变“市民”,让他们有城市归属感;建设公租房,为民工提供住所,让他们安心地在城市生存;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工作。“户口”、“房子”和“工作”就成为重庆系统破解加工贸易企业人力资源问题的三个“撒手锏”。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员工月流失率高达20%,而重庆在5%左右,仅为沿海地区的1/4。这是人力资源系统解决方案的结果。
对于笔记本电脑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过程,沐华平坦言,这同时也是政府强力介入、如影相随的过程。
理论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不应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但是,在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初期,由于信息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健全,企业会面临着许多想做但无力去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政府如果这时果断出手,不仅行动效率高,而且可以调动各方资源,完成企业没法做成的事情。(来源:重庆市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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